《世界何时铸剑为犁》战争专题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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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上传者：admin 日期：08-07-15 |
战争的危害
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集团之间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战争自出现以来就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战争手段不断丰富，战争对人类造成的破坏愈加巨大。以下是20世纪以来重大战争所造成的损失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4年3个月，参战国家33个，卷入战争的人口达15亿以上。战争双方动员军队6540万人，军民伤亡3000多万人，直接战争费用1863亿美元，财产损失3300亿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历时6年之久，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战，波及20亿人口。战争双方动员军队1．1亿人，军民死亡7000多万人，财产损失高达4万亿美元，直接战争费用13520亿美元。
越南战争历时14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大规模局部战争。战争中，越南有160万人死亡，1000多万人成为难民；美国有5．7万人丧生、30多万人受伤；战争耗资2000多亿美元。
两伊战争历时近8年。伊朗死伤60多万人，伊拉克死伤40多万人。两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超过300万。两国石油收入锐减和生产设施遭受破坏的损失超过5400亿美元。两国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总额达9000亿美元。战争使两国的经济发展计划至少推迟20至30年。
海湾战争历时42天。美军死亡286人、伤3636人、被俘或失踪55人，其他国家军队亦有轻微损失。伊拉克方面则伤亡近10万人，被俘8．6万人。科威特直接战争损失600亿美元，伊拉克损失约2000亿美元，美国则为战争耗资600亿美元。
科索沃战争历时78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共出动飞机2万架次，投下了2．1万吨炸弹，发射了1300枚巡航导弹，造成南联盟境内大部分地区的军事、民用、工业设施和居民区的严重破坏。空袭还造成南联盟1000多名无辜平民死亡，数十万阿尔巴尼亚族人沦为难民。战争中使用的贫铀弹和日内瓦公约禁用的集束炸弹导致新生儿白血病和各种畸形病态。持续的轰炸还严重恶化了南联盟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
奠定曹操统一北方基础的战略决战——官渡之战
东汉末年轰轰烈烈的黄巾农民大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却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使腐朽的东汉政权分崩离析，名存实亡。在镇压黄巾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州郡大吏独揽军政大权，地主豪强也纷纷组织“部曲”（私人武装），占据地盘，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转入争权夺利、互相兼并的长期战争，造成中原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当时的割据势力，主要有河北的袁绍、河内的张扬、兖豫的曹操、徐州的吕布、扬州的袁术、江东的孙策、荆州的刘表、幽州的公孙瓒、南阳的张绣等。在这些割据势力的连年征战中，袁绍、曹操两大集团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建安三年（198年），袁绍击败公孙瓒，占有青、幽、冀、并四州之地。建安元年，曹操把汉献帝挟持到许昌，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建安二年（197年）春，袁术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曹操即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为名，进讨袁术并将其消灭。接着又消灭了吕布，利用张扬部内讧取得河内郡。从此曹操势力西达关中，东到兖、豫、徐州，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汉以北大部地区，从而与袁绍形成沿黄河下游南北对峙的局面。袁绍的兵力在当时远远胜过曹操，自然不甘屈居于曹操之下，他决心同曹操一决雌雄。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10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昌，官渡之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袁绍举兵南下的消息传到许昌，曹操部将多认为袁军强大不可敌。但曹操却根据他对袁绍的了解，认为袁绍志大才疏，胆略不足，刻薄寡恩，刚愎自用，兵多而指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于是决定以所能集中的数万兵力抗击袁绍的进攻。为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他作出如下部署：派臧霸率精兵自琅玡（今山东临沂北）入青州，占领齐（今山东临淄）、北海（今山东昌乐）、东安（今山东沂水县）等地，牵制袁绍，巩固右翼，防止袁军从东面袭击许昌；曹操率兵进据冀州黎阳（今河南浚县东，黄河北岸），令于禁率步骑2000屯守黄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协助扼守白马（今河南滑县东，黄河南岸）的东郡太守刘延，阻滞袁军渡河和长驱南下，同时以主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一带筑垒固守，以阻挡袁绍从正面进攻；派人镇抚关中，拉拢凉州，以稳定翼侧。从以上部署看，曹操所采取的战略方针，不是分兵把守黄河南岸，而是集中兵力，扼守要隘，重点设防，以逸待劳，后发制人。从当时情势而言，这种部署是得当的。首先，袁绍兵多而曹操兵少，千里黄河多处可渡，如分兵把守则防不胜防，不仅难以阻止袁军南下，且使自己本已处于劣势的兵力更加分散。其次，官渡地处鸿沟上游，濒临汴水。鸿沟运河西连虎牢、巩、洛要隘，东下淮泗，为许昌北、东之屏障，是袁绍夺取许昌的要津和必争之地。加上官渡靠近许昌，后勤补给也较袁军方便。
建安四年（199年）十二月，当曹操正部署对袁绍作战时，刘备起兵反操，占领下邳，屯据沛县（今江苏沛县）。刘军增至数万人，并与袁绍联系，打算合力攻曹。曹操为保持许昌与青、兖二州的联系，避免两面作战，于次年二月亲自率精兵东击刘备，迅速占领沛县，转而进攻下邳，迫降关羽。刘备全军溃败，只身逃往河北投奔袁绍。当曹、刘作战正酣之时，有人建议袁绍“举军而袭其后”，但袁绍以儿子有病为辞拒绝采纳，致使曹操从容击败刘备回军官渡。
建安五年（200年）正月，袁绍发布讨曹檄文，二月进军黎阳，企图渡河寻求与曹军主力决战。他首先派颜良进攻白马的东郡太守刘延，企图夺取黄河南岸要点，以保障主力渡河。四月，曹操为争取主动，求得初战的胜利，亲自率兵北上解救白马之围。此时谋士荀攸认为袁绍兵多，建议声东击西，分散其兵力，先引兵至延津，伪装渡河攻袁后方，使袁绍分兵向西，然后遣轻骑迅速袭击进攻白马的袁军，攻其不备，定可击败颜良。曹操采纳了这一建议，袁绍果然分兵延津。曹操乃乘机率轻骑，派张辽、关羽为前锋，急趋白马。关羽迅速迫近颜良军，颜良仓促应战被斩杀，袁军溃败。曹操解了白马之围后，迁徙白马的百姓沿黄河向西撤退，袁绍率军渡河追击，军至延津南，派大将文丑与刘备继续率兵追击曹军。曹操当时只有骑兵600，驻于南阪（在白马南）下，而袁军达五六千骑，尚有步兵在后跟进。曹操令士卒解鞍放马，并故意将辎重丢弃道旁。袁军一见果然中计，纷纷争抢财物。
曹操突然发起攻击，终于击败袁军，杀了文丑，顺利退回官渡。
袁军初战失利，但兵力仍占优势。七月，进军阳武（今河南中牟北），准备南下进攻许昌。八月，袁军主力接近官渡，依沙堆立营，东西宽约数十里。曹操也立营与袁军对峙。九月，曹军一度出击，没有获胜，退回营垒坚守。袁绍构筑楼橹，堆土如山，用箭俯射曹营。曹军制作了一种抛石用的霹雳车，发石击毁了袁军所筑的楼橹。袁军又掘地道进攻，曹军也在营内掘长堑相抵抗。双方相持3个月，曹操外境困难，前方兵少粮缺，士卒疲乏，后方也不稳固，曹操几乎失去坚守的信心。荀彧力主坚持，曹操于是一方面决心坚持危局，加强防守，命负责后勤补给的任峻采取10路纵队为一部，缩短运输队的前后距离，并用复阵（两列阵），加强护卫，防止袁军袭击；另一方面积极寻求和捕捉战机，击败袁军，不久派徐晃、史涣截击、烧毁袁军数千辆粮车，增加了袁军的困难。
同年十月，袁绍又派车运粮，并令淳于琼率兵万人护送，屯积在袁军大营以北约20公里的故市（河南延津县内）、乌巢（今河南延津东南）。恰在这时，袁绍谋士许攸投降曹操，建议曹操轻兵奇袭乌巢，烧其辎重。曹操立即付诸实行，留曹洪、荀攸守营垒，亲自率领步骑5000，冒用袁军旗号，衔枚缚马口，每人带一束柴草，利用夜暗走小路偷袭乌巢。到达后立即围攻放火。袁绍听说曹操袭击乌巢，又作出错误处置，只派一部兵力救援乌巢，用主力猛攻官渡曹军营垒。哪知曹营坚固，攻打不下。当曹军急攻乌巢淳于琼营时，袁绍增援的部队已经迫近。曹操励士死战，大破袁军，杀淳于琼，并烧毁其全部粮草。乌巢粮草被烧的消息传到袁军前线，袁军军心动摇，内部分裂。曹军乘势出击，大败袁军。袁绍仓惶带800骑退回河北，曹军先后歼灭和坑杀袁军7万余人，官渡之战就这样以曹胜袁败而告结束。
官渡之战是袁曹双方力量转变、当时中国北部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一次关键性战役，对于三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此战曹军的胜利不是偶然的，袁曹间的兼并战争，虽属于封建割据势力之间的争斗，但实现地区性的统一，客观上符合人民的愿望。曹操在政治上抑制豪强，得到中小地主阶级的拥护；“挟天子以令诸侯”，使自己处于有利的政治地位；注意网罗人才，得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拥护；经济上实行屯田，不仅较有效地解决了后勤供应，且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社会生活，赢得了民心。除此之外，作战指导上的高明也是他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曹操根据敌强己弱的具体情况，采取后退一步，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作战方针。在防御作战中，能从被动中力争主动，指挥灵活；面临危局，坚定沉着；善于捕捉战机，果断施行；善于听取部属意见，紧紧抓住奇袭乌巢这一关键环节，终于取得胜利。反观袁绍，政治上纵容豪强，兼并土地，任意搜刮，因而遭到人民反对。袁绍内部不和，又骄傲轻敌，刚愎自用，不能采纳部属的正确建议，迟疑不决，一再丧失良机。终致粮草被烧，后路被抄，军心动摇，内部分裂，全军溃败。
战斗英雄杨根思、黄继光
杨根思
苏省泰兴县人，1944年2月参加新四军，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历次作战英勇顽强，曾荣获战斗模范、爆破大王，华东三级和一级人民英雄称号。1950年9月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同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第3连任连长。在同年11月第二次战役中，他带领本连第3排守卫在朝鲜咸镜南道长津郡下碣隅里外围制高点'1071高地'东南屏障的小高岭。11月29日，他们打退了敌人在大量飞机、炮兵支援下的8次连续猛烈的进攻。当增援他们的分队正在途中时，敌人又发起第9次进攻，有40多个敌人爬上阵地。已负伤的杨根思毅然抱起一个5公斤的炸药包，拉燃导火索，纵身向敌群冲去，炸死了爬上阵地的敌人，完成了切断敌军退路的任务，自己壮烈牺牲，时年28岁。
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他生前所在连队被命名为'杨根思连'。
黄继光
特级英雄--黄继光(1931-1952年)
四川省中江县人，1951年4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第135团第2营通信员，1952年7月加入中国析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同年10月19日，在朝鲜江原道金化郡上甘岭战役中，他挺身而出，请求炸掉敌人的一个中心火力点。当进到距离火力点30-40米时，一位战友牺牲，一位负重伤，他的左臂被打穿。他忍受剧痛冒着敌机枪的疯狂射击继续前进，在匍匐前进接近敌火力点时连投几枚手雷，但未能将敌火力点全部炸毁。在身边已无弹药的情况下，他毅然纵身扑向敌火力点，舍身堵住了敌人机枪的射击，为反击部队迅速消灭了敌人，夺回了阵地。他壮烈牺牲，时年仅21岁。
根据他生前的申请和表现，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称号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
美伊战争的影响
解读背景：目前，虽然伊拉克战争还没有全面结束，但其引发的世界军事剧变却日现端倪。它是世界军事史上改变军事发展走向的一场“标志性”战争，对21世纪世界军事发展的影响不可低估。
“先发制人”成为时髦
“9·11”事件后，美国提出“先发制人”的国家安全战略，并通过伊拉克战争进行了首次实践。这一战略渗透着“威慑加实战”的思想，但更强调的是实战。伊拉克战争后，“先发制人”的安全战略思想开始被一些国家认同。
目前，日本、韩国等一些国家已提出要推行“先发制人”战略。日本已提出建立国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时间表，这一举动看起来是一种“防御行动”，却将引起地区力量的不平衡。日本积极发展具有对外干预能力的军事力量的前景是，一旦“时机”成熟，日本就有可能在战时派出军事力量，直接参与战争而不只限于现在的后勤支援了。
韩国也在悄然向外伸展军事影响。阿富汗战争时，韩国在美国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主动向美国提供支援，派遣了一个相当于野战外科医院的医疗服务团、一个包括飞机和船舶在内的运输团等。伊拉克战争中，韩国更是积极参与。
虽然日、韩的“先发制人”和美国的不尽相同，但他们的这些举动，无疑具有很大的军事影响，不但将使地区乃至国际军事形势更加复杂，还有可能引发地区性的危机。
一切向着信息化
伊拉克战争代表着信息化战争的开端，促使各国军队向信息化方向发展。
一是研制新型信息化的武器装备。美国国会在今年5月通过的4000亿美元国防预算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信息化军队武器装备的研制。
同美国一样，不少国家也增加了国防投入，增加了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费用。在信息技术方面，日本提出在2005年赶上美国；印度是世界软件大国，信息化武器装备的研制速度也不会慢。
二是对现有武器平台进行信息化改造。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使用的武器装备，也不全是新研制的武器装备。如B-52战略轰炸机就是个“老兵”，但为了满足信息化战争的要求，美国对其进行了多次信息化改造。据资料介绍，欧洲某个国家还在使用一种二战中使用过的坦克，但该坦克的炮弹已被进行了信息化改造，可以发挥与现代坦克同样的作用。像这种“省钱功倍”的事，对各国军队而言都是件好事。
一个军种的一体化部队
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拉开了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发展的序幕。经过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的发展，最近的伊拉克战争向我们展现了信息化战争的雏形。精确化、准确化的信息化战争，要求实施战争“主体”的每个“工种”密切配合。
随着信息化战争的发展，各国军队的兵种将会增多。信息将各个军种密切地“黏合”在一起，使其发挥整体威力。同时，信息也将使各军种失去空间的区别，陆、海、空、天成为一个整体，这预示着各军种将走向一体化。
为此，俄罗斯将原来的战略火箭军、陆军、防空军、空军和海军5大军种整合为陆军、空军和海军3个军种。美军的现役部队虽然分为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等，但其通常又将这些部队按作用和职能分为地面部队、航空部队和海上部队三大块。地面部队包括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航空部队包括空军、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部队。海上部队包括航空母舰大队、两栖戒备大队、潜艇和水面作战舰艇等。从这里不难看出，美国军队早已打破了军种间的区别。
随着信息化部队在军队中的比例不断增大，各军种间“互融”的比例也将进一步提高。未来军队将出现“陆海部队”、“地空部队”、“空海部队”，直至最后出现一个军种的“一体化部队”。
打造“能力型”军队
伊拉克战争也将使各国军队走整体规模缩小、快速反应部队兵力增加之路。
美国提出要建立“能力型”军队。这是美国根据现实和信息化战争的需要，对军队提出的要求。伊拉克战争已经预示着，下一场战争将是一场真正的信息化战争。
信息化战争中，“能力型”的军队将是战争的主要实践者。而体现一个国家军队实力的主要指标，不再是军队的规模，而是军队的“能力”。
因此，各国将大力加强“快反”部队的建设，提高“快反”部队的比例。美国计划在目前近140万兵力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小军队的规模。俄罗斯早已设想到2005年，将其120万人的军队裁减到100万人，甚至85万人左右的“宏伟蓝图”，同时增加常备兵力的比例，使其达到占总数的1／4甚至1／3。中国也将缩小军队规模，加强应急作战部队建设，提高信息战的能力。
指挥体制“扁平化”
为了适应信息战的需要，各国军队的指挥体制将加速向“扁平化”发展。
信息化军队，已由各种“数据链”联结为一个整体，可以使“上层”能与“基层”作战单元、甚至单兵直接相通，而不用中间环节做桥梁。同时，信息战也要求指挥体制的“扁平化”。信息战的突出特点就是快，战争的主要实施者是“基层”作战单元或者单兵。如果战争中“上层”不能及时了解“基层”作战单元乃至单兵的情况，军队的“大脑”就不能掌握战争的进程，就不能“导演”战争。在这方面，北约已大刀阔斧地对指挥体制进行改革，加大了指挥体制“扁平化”的建设。
太空争夺更加激烈
信息战中，各个部队被“数据链”联结在一起，“数据链”的运行依靠卫星。在海湾战争中，美国通过各种手段，使经过海湾上空运行的卫星达到30余颗。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又发射了卫星，使在轨卫星充分满足了美军作战的需要。
试想，如果没有卫星，美军该如何作战，作战结果又会如何？所以，信息战中，卫星将是军队的“死穴”。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一再要求俄罗斯政府约束其有关公司，不要将GPS系统卖给伊拉克，就是因为美国认为伊拉克使用这种系统，对美英联军的卫星导航系统进行了干扰，致使联军轰炸频频失手。
目前，日本已经发射了两颗卫星，今年8月将再发射两颗卫星，印度也将发射卫星。不难看出，未来信息战的较量关键在太空的较量，制太空权的争夺将会日趋激烈。
“机器人”书写战史
阿富汗战争中，美国首开使用无人机发射导弹的先例，“机器人”开始书写战史。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也大量使用了无人机。随着信息化军队的发展，用于作战的“无人飞行器”和“无人车辆”等将大大增加。美军今年的国防预算中，有很大一部分将用于“无人操作”武器装备的研制。其他国家也将利用“机器人”技术，大力发展本国的“无人操作”武器装备。可以预料，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也将是一场“机器人”的战争。
二战简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全球性大战，六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二十多亿人口被卷入其中。参战兵力超过一亿人，大约九千万士兵和平民伤亡，三千万人流离失所。其空前的广度、深度和烈度，成为人类战争史上的一次大革命，给予军事战略和战争观以巨大影响。
回首二战，那一幅幅残酷而血腥、雄伟而悲壮的历史画面，永远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令人难以忘怀。
第二次世界大战
仅仅隔了21年，1939年9月，日、德、意3个法西斯国家发动了又一次世界大战，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7年7月7日，日本驻丰台的中国驻屯军步兵旅第1团第3营频繁进行军事演习，伺机挑起事端。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通往河北南部的咽喉要地卢沟桥附近演习，诡称一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守军严词拒绝后，即炮轰宛平城，向卢沟桥发起进攻。守军第37师第219团团长吉星文率部奋起还击,至次日晨，龙王庙、五里店、卢沟桥火车站等阵地被日军占领。8日晚,第110旅旅长何基沣率部反击,由西苑及长辛店夹击宛平城外日军，一举夺回失去阵地，全歼侵占卢沟桥火车站的日军。这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
'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揭开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全面抗日民族战争。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欧洲战场，德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采用闪击战，侵占了许多欧洲国家。法国战败投降。英国依靠海峡作屏障，坚持抵抗。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并占领了印度支那。但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大损失。英、美立即对日宣战，接着德、意也对美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范围进一步气势扩大。
1943年2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击败德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7月，意大利宣布投降。
1944年6月，英、美军队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诺曼底半岛登陆，向德国境内挺进；苏军也从东突入德国境内，直捣德国首都柏林。
1949年5月8日，德国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8月初，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苏联也宣布对日作战，中国和亚洲各国发起了对日军的总反攻。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历时6年，把世界上60多个国家，20多亿人拖入战争。战争伤亡人数1亿多，造成的经济损失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达到了难以估算的程度。
色列总理拉宾
许多人记得的拉宾，是那个1993年在白宫草地上与阿拉法特握手的以色列总理。手轻轻一握，却有万钧之力，足以改变江山。
我记得的拉宾，是他不带表情的演讲面孔。1993年9月，以巴和平协定刚刚签下。以色列国会山庄的坡地上聚集了十万的人，对拉宾怒吼，指控他出卖了犹太人的利益。巨大的海报上画着拉宾穿着希特勒的衣服，两手鲜血淋漓。几个黑色的大宇：
“拉宾是犹太人的叛徒。”
背着枪的犹太移民在坡地上走来走去，告诉采访的外国记者：“杀！对叛徒，要杀。”
在震耳的喧嚣声中，拉宾是这么说的：
“我是个军人，还曾是国防部长。相信我，几万个示威者的喊叫，还远不如一个痛哭儿子战死的母亲的眼泪，给我震撼…我是一个经过血浴战场的人，所以我要寻找和平的出路…这是一个转机，虽然它同时是一个危机——”
他的音调平淡，脸上没有政治演讲的激情煽动，但是他的话，深深震动了每一个人。
拉宾祈求和平的姿势有其他人不能比的重量；他不是一个昧于现实、高谈阔论的非战主义者。1948年，犹太人占领耶路撤冷，年轻的军官拉宾率领他的士兵攻入古城，进行激烈巷战。1956到1959年期间，三十多岁的拉宾是戍守叙利亚困境的以军统帅。叙军的炮火从戈兰高地射下时，他在第一线。1967和1973年的两次战争中，拉宾都是杀人不眨眼一心求胜利的战士。
从枪林弹雨中光荣地活过来的人，没有人敢怀疑他的爱国情操，更没有人敢批评他不懂国防。由浴血将军来谈和平，那个和平是一种九死一生的心底的渴望。
第二天，以色列国会行大辩论，要投票决定是否通过以巴协定。拉宾再度宣读他的和平宣言：
“一百多年了，我们在寻找家乡；一百多年了，我们试图平静地生活，种下一棵树、铺好一条路…我们一边梦想一边作战。在这片苦难重重的土地上，我们和炮火、地雷、手榴弹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深深植下，他们连根拔起；我们建筑，他们摧毁…我们几乎每天在埋葬死者。
一百年的战争和恐怖使我们伤痕累累，但不曾毁掉我们的梦想——我们百年来对和平的梦想…”
拉宾的话音未落，席下鼓噪声大作，反对派的国会议员开始大声叫喊。拉宾谈和平的声音，一直夹在室内议员的叫喊声和室外犹太示威群众的呐喊声之间。
在约旦河西岸，犹太垦民一边对上帝祈祷，一边擦亮自己的枪。在生儿育女开田种地的同时，制造炸药和炮火。这些炸药和炮火，从前只用来对付巴勒斯坦的敌人，现在更要用来对付自己阵营中的敌人——譬如与敌人握手的拉宾。
在迦萨走廊，巴勒斯坦人一边对安拉祈祷，一边擦亮自己的枪，在生儿育女开田种地的同时，制造炸药和炮火。这些炸药和炮火，从前只用来对付犹太敌人，现在更要用来对付自己阵营中的敌人——譬如与敌人握手的阿拉法特。
拉宾难道不知道自己生活在隐藏的枪口下？1993年11月4日的夜晚，他面对上万的群众，以敞开的胸膛面对黑压压、看不清面目的群众，竟然未穿防弹背心。他与群众合唱一首诵赞和平的老歌，然后再度地为和平请命：
“…我向来相信大多数人是渴求和平而且愿意抓住和平机会的。你们今晚聚集在此，证明了这种渴求：要和平，不要暴力。暴力伤害民主，我们必须抵制暴力。”
三声枪响。拉宾扑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人的偏执与愚昧。射杀拉宾的凶手可能是巴勒斯坦人，也可能是犹太人自己的同胞。当人们发现是后者时，全世界在震惊中暗暗松一口气：还好是个以色列人！
如果是个巴勒斯坦人，今天在全球电视屏幕上我们所看见的就不会是拉宾庄严肃穆的葬礼，而是凶残的烧杀抢掠，和平协定的撕裂、民族与民族的战争。因为凶手“幸好”是个犹太垦民，所以以巴两国领导在刺激之下，会更积极地推动和平，实现拉宾的遗志。
可是，谁知道下一声枪响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响在什么人的身上？
拉宾是一个人口不过数百万的小国总理，但是丧礼的隆重无人能比。对犹太人有特殊历史情结的德国更是史无前例地派出总统、总理、国会议长、外交部长，前往耶路撤冷致敬。小国总理之死，举世哀恸。
拉宾之死，牵扯到整个中东局势的安危，固然是因素之一，拉宾个人人格力量的辉映，应该是更重要的原因。他哪里会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脆弱，但是他有一个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的信念，为自己的国家奠定长远的和平。在这个信念的支持下，他可以背弃戎马干戈，他可以无视喧嚣鼓噪的群众。别忘了，他是一个民选的总理，选票是他的政治生命，但是他敢于不对群众屈服，他敢于对持着枪的群众，大声说：你们四万个大声叫嚷的人还不如一个伤心落泪的母亲。
政客关心个人权力，哗众取宠；政治家关心国家整体前途，有拒绝媚俗的勇气。拉宾以生命来证明了这个分野。
林肯
林肯做为美国总统，他对政敌的态度引起了一位官员的不满。他批评林肯不应该试图跟那些人做朋友，而应该消灭他们。
“当他们变成我的朋友时，”林肯十分温和地说，“难道我不是在消灭我的敌人吗？”
点评：可惜的是，这世界上太多的人只知道从肉体上消灭敌人。
古代战争趣话
人类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战争的历史。了解古代的战争，或许对我们有所启发。
一、动物助战
最有名的当推“火牛阵”，这是战国时期齐将田单以少胜多击败燕军的战术。燕昭王联合赵、魏、秦、韩等六国大举进攻齐国，齐军大败，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城未被占领。即墨守军将领田单征集了1000多头牛，在牛角上绑上尖刀，在牛身上披上彩衣，再把浸了油的芦苇绑在牛尾上。齐兵趁着天黑，悄悄打开城门，点燃牛尾上的苇条，牛受灼热，疼痛难忍，狂奔入燕军阵地。齐兵以为鬼神降临，吓得四处奔逃，齐兵紧随其后猛攻，大败燕军，收复了失地。其它还有春秋末年，楚国以象助战打败吴国，东汉零陵太守杨璇以马助战打败当地盗贼，东晋殷浩以鸡助战打败羌族将领姚襄，北宋赵遹以猴助战平息夷人叛乱。
二、音乐助战
最有名的当推“四面楚歌”，这是楚汉战争时期韩信利用音乐动摇楚军军心而取胜的战术。公元前202年，项羽的3000多士兵被刘邦的军队围困在垓下。韩信吩咐汉军士兵，每到夜深人静之时，就在四周大声唱楚地的歌曲，楚军听到自己十分熟悉的乡音，触发起乡思之情，以致军心涣散。项羽也大惊，以为汉军已经得到楚地。最后，虞姬自杀，项羽只带领少数人杀出重围，自杀在乌江边上。
东晋时，刘琨在晋阳被胡骑围困，城中守军无计可施。夜间，刘琨乘月色登上城楼，吹出凄婉的哨声，胡人听后，都凄然长叹；半夜时，刘琨又吹奏起胡笳，胡人无不流泪唏嘘，都有了故土之思；黎明时又吹奏，胡人弃围而退。《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巧摆空城计的故事，音乐也起了重要作用。面对司马懿的15万大军，在既无大将、兵士又少的情况下，诸葛亮为稳定军心，从容登城，操弦弹奏古琴，表现出潇洒飘逸、镇定自若的神态。司马懿细辨乐声，没有一点紧张慌乱的迹象，于是疑其有诈，迅速撤退了。
三、科技助战
公元279年，凉州羌人叛乱，晋武帝派马隆带兵前去讨伐。羌人身披铁甲，勇悍异常，晋军伤亡很大。后来，马隆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两旁堆放了大量的磁石，命令自己的部下脱下铠甲，改穿犀甲。晋军假装退却，引诱羌人进入夹道，羌人被磁石吸引，行动艰难，以为晋军有神兵相助，争相逃命。而晋军进退自如，任意冲杀，因而大获全胜。
公元919年，吴越与吴国交战。水战开始时，吴舰乘风首先展开进攻，吴越舰队则避开正面，绕到侧边。吴舰见攻击未果，就掉转舰首，逆风继续攻击。而吴越舰队巧妙地占据了有利的攻击阵位，于是顺风扬灰，趁“吴人不能开目”之机，迫近敌舰。同时又将沙子撒在自己的船上，将豆子撒在敌舰上，吴军踩住浸染了鲜血的豆子，站立不稳，纷纷摔倒，阵势大乱。吴越军抓住战机，纵火焚烧吴舰，吴军全军覆灭。
四、烟幕助战
烟幕在战争中起着重大作用，既能迷惑对方，又能保护自己免受攻击。远古传说“蚩尤能作大雾，军士昏迷”，这里的大雾即是人工烟幕。史籍中最早记载烟幕用于战斗，是在公元589年。隋朝大将贺若弼奉命伐陈，在陈都城郊外败退数次，死者无数。贺若弼灵机一动，“纵烟以自隐”，迷惑陈军。陈军以为隋军已败，回军向陈后主请赏，因而阵势大乱。隋军趁势反攻，转败为胜，最终生俘陈后主。
五、地道助战
我国古代的地道战起源于战国时期，到三国时期又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从公元198年到公元258年的60年间，使用地道战达9次之多。198年曹操被张绣和刘表联军围在安众，曹军“乃夜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这是将地道用于撤退。219年，关羽将曹仁围在樊城，援救曹仁的徐晃挖地道穿过关羽的营寨同曹仁取得了联系，这是将地道用于通讯。256年，邓艾在祁山谷口挖好地道，等蜀将姜维的部队在这里宿营后，突然向其发起攻击，蜀军大败，这是将地道用于设伏。
六、“木马计”
“木马计”本是古希腊传说中里应外合、袭破强敌的一个战术，希腊将领奥德修斯以木马计攻陷特洛伊城。在我国唐代，也有人用类似的计谋大败敌兵。公元679年，突厥叛乱，屡次劫掠唐军运粮车，朝廷派裴行俭领兵30万进讨。裴行俭准备了粮车300辆，每车藏猛士五人，持陌刀劲弩。又派数百羸弱之兵运送，并在各险要处埋伏下精兵。叛军见到粮车，又来抢夺，运粮的兵士稍作抵抗便弃车而逃。当叛军刚要取粮时，伏在车中的猛士突然跃出，叛军大惊，各险要处的伏兵也从四方冲出，叛军被擒杀殆尽。
七、草席助战
公元1129年，宋将张俊与金兵大战于明州，屡战不胜。一天，他忽然想到当地老百姓几乎家家户户都善织草席，就心生一计。他即刻传令部下，将草席重叠起来铺在路上，然后与金兵交战，并假装败退。金兵驱骑追击，当马蹄踏上草席时，都纷纷滑倒。张俊随即命令士兵擂鼓进击，金兵无力抵抗，被杀得大败。
八、面具助战
北齐兰陵王高长恭武艺超群，勇敢非凡，但相貌却与妇女一般，给人印象不象勇猛善战的人。他自以为不能使敌人惧怕，就刻木为假面。每次与敌人作战前，就戴上令人畏惧的面具出战，借以威慑敌人，趁机把敌人消灭。
九、军鸽助战
公元1041年，西夏进兵渭州，宋军沿好水川西迎夏军。刚出六盘山，就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当时发出伏击号令的就是西夏军中的百余只悬哨军鸽。公元1127年，以善治军而闻名的宋将曲端，也曾使用信鸽充当传令兵的角色。
上个世纪的战争往事与文学记忆
美国资深艺术评论家希尔顿·克雷默曾经说过：“艺术史上的一些事件的最终结局往往和政治生活的分界线或基点并不一致，可是在二十世纪，它们却往往如此。”如果说二十世纪给予人类最强大的政治震撼是战争，那么，战争和艺术，尤其和文学的暧昧关系则不能不令人侧目。
那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战争笼罩下的文学和文学视野下的战争，就像两个孪生子，彼此纠缠，难分你我。于是，战争和文学就这样在二十世纪这一特殊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被紧紧锁住，成为人类文明/文化发展史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关节。
战争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它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又是一个永恒的历史范畴，几乎贯穿整个人类发展史。时值二十世纪，伴随人类经济、科技、文化的迅猛发展，政治、经济、军事的不平衡性日益加剧，最终上升到以战争为唯一解决方式的地步，于是，继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终于爆发了举世瞩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世界大战以时间长、规模大、损失重、影响远而著称，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包括文化在内的各个领域都发生颠覆性变化，并深入人们的心理世界，几乎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在这一全球性灾难中也未能幸免。战争窒息了文学的呼吸，不断积压它的生存空间，几乎将它排除在历史的总体进程之外。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事实：1933年，日共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杀害，无产阶级文学随之遭到残酷镇压；1936年，被称为“塞万提斯后世界文坛最熟悉的西班牙文学家”加西亚·洛尔伽被右翼法西斯分子枪杀；1940年，四十八岁的犹裔文论家本雅明在盖世太保的追捕下亡命；1942年，“巴黎文化界钟爱的宠儿”内米罗夫斯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也就在同年，亲眼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并以《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1922）而名躁文坛的茨威格因为不堪战争的折磨，与妻子双双服毒自尽；1945年，中国现代“自叙传”文体的开创者之一、知名作家郁达夫在苏门答腊被日军杀害；在西班牙，法西斯分子法朗哥专政时期，大批文化人及作家逃往苏、法、意等国；在中国，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白热化，大批作家、文学家被迫走出亭子间和书斋，大举南迁，传统文化和文学生态遭到极大破坏。战争举起血腥的屠刀，砍斫着文学的肉体，让文学成为战争的第一受害者。可以说，一部二战文学史首先是一部诉说血腥与屠杀、绝望与死亡、伤痛与别离、无助与寂灭的战争史、情感史和命运史。德国的无产阶级作家布莱德尔30年代曾被关进集中营，逃脱后，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考验》（1935），这部作品成为世界文学中最早揭露法西斯集中营真相的一部力作。
另一位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后加入共产党的德国作家安娜·西格斯的长篇小说《第七个十字架》（1937），则以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的德国为背景，通过七个逃犯的不同经历，尤其是海斯勒的成功出逃，表现了在恐怖、血腥的法西斯统治之下德国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成为描绘德国现实的全景图。中国作家夏衍的知名剧作《法西斯细菌》（1942，一名《第七号风球》）更注重从平凡人物的战争经历和感受中开掘内在意义，它通过留学日本后回国的细菌学家俞实夫的觉醒过程，揭露法西斯主义反人类、反进步的邪恶本质，以简约风格准确而传神地勾勒人物的性格特征，表现全民抗战的时代特征。劳德诺蒂在1938至1944年间写成的《八首牧歌》，则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他对法西斯暴行的愤怒和对纯洁爱情的赞美……对社会混乱、文明坍塌的无奈与无助，对血腥屠杀、种族灭绝的惊悸与颤抖，对战火暴虐、人性泯灭的愤慨与悲凉，伴随着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良知、同情、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渗透在字里行间，构成这些作品的基本主题。
无数的暴虐、疯狂，无数的鲜血、酷刑，无数的呻吟、哀号折磨着人们的肉体，也重重地敲击着人们的心灵。而斯·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1941）就是这样一部展现人类饱受战争摧残的心灵史。被盖世太保囚禁在大饭店单人房间里的B博士凭着一本偷得的棋谱，自己和自己对弈。因为与世隔绝，终致神经错乱而精神崩溃。通过作家的渲染和描绘，我们看到，那种无声无息的精神折磨比有声有形的更为凶残！更让人感到阴森恐怖、不寒而栗！茨威格曾经说过，“我在写作的志趣，一直是想从心理的角度再现人物的性格和他们的生活遭遇”。
如果说《象棋的故事》是通过文学虚构和内心想象来反映法西斯“文明”暴行的话，那么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昨日世界》（1942）则是通过对陈年往事的回忆，以编年方式纪实性地展现从德国开始，一个古老的欧洲大陆是如何在法西斯意识形态笼罩下一步步堕入战争深渊的。他以“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的多重身份，历史性地证明“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被评论家们列为和亨利希·曼的《观察一个时代》、斯蒂芬·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样的德国流亡者最有内容、最出色的回忆录作品——《转折点》是以写脍炙人口的反法西斯小说而著名的克劳斯·曼一本自传体小说。作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力证明了战争企图消灭的不仅仅是人的肉体，它更像一把可怕的双刃剑，戕害人类精神、摧残人类意志。肉体毁灭、精神消亡，与人类的心理和意识世界，在文学这一微妙而感性的艺术形态下，发生着深刻而独特的契合，以人间的喜怒哀乐，负载了那个时代的社会不幸和人类苦难。
文学是敏感的，但文学不是脆弱的。当战争露出咆哮的狰狞面孔时，无畏的文学和文学者们也向战争发出了他们的怒吼。英国诗人奥登主动参加了反法西斯志愿医疗队，足迹遍布东亚；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和素有“硬汉”之称的美国作家海明威拿起武器，到前线参战，与此同时，海明威还在文化战线上不断从事反战宣传；美国黑人诗人休斯以笔为武器在前线采访；法国哲学小说家萨特则在1941年不顾刚刚被捕获释继续参加地下抗德运动；法国思想家、小说家卡缪拖着病体毅然投入地下抗德运动；法国小说家圣艾殊贝里1939年志愿入伍，1944年驾驶着侦察机永远消失在地中海上空……在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成为二十世纪西方作家参与最深、写作最多的一场战争；
在中国，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在汉口成立，成为中国反法西斯斗争的文艺中坚；在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德永直、中野重治、宫本百合子、佐多稻子等人在不断遭受生命威胁和法西斯政府迫害下，顽强地从事正义写作……作家用他们手中的笔和纸，把人类对美好的向往、对丑恶的厌弃、对正义的渴望、对邪恶的抗争凝铸成不见硝烟的反法“第二战场”，以现代唐·吉诃德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同战争妖魔殊死搏斗，谱写人类真善美的壮丽篇章。罗曼·罗兰的《母与子》（1933，又称《欣悦的灵魂》）讲的是一个革命家庭的故事。母亲、儿子、儿媳，都是革命者。
在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之后，儿子牺牲了。最后，母亲送儿媳上火车，火车开往苏联，奔向光明。其中母亲安乃德和儿子玛克的形象投射着作家的思想情绪，真实地反映了在战争影响下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和心路历程。克劳斯·曼的《梅菲斯特升官记》（1936）、《火山》（1939）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各个阶层在那个特殊时代和环境中的遭遇和表现。《梅菲斯特升官记》描写了一个以扮演魔鬼梅菲斯特而著名的演员靠投机和出卖自己的灵魂，在纳粹权力系统中升官发达的故事，以辛辣的笔触、高度的讽刺艺术深刻揭露法西斯政变前后这段德国危机年代中的种种丑事；《火山》以叙述者之口提出“国内流亡者”要把国内国外“流亡者”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法西斯专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伯父，一位同样以小说创作而声名远播的德国作家亨利希·曼在其题名为《观察一个时代》（1944）的自传中，以深邃的眼光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这是作家世界观发展的一个飞跃，也是作家超越时代的重要思想标志。而此前亨利希就以取材于16世纪法国的胡格诺宗教战争的《亨利四世》，对希特勒的专制统治进行无情地批判和揭露。此外，出身爱尔兰工人家庭的旭恩·奥凯西以其最有影响的剧本《星儿变红了》（1940）、《给我红玫瑰》（1943）全景式地展现了爱尔兰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武装斗争。
与上述作品相比，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39），《伽利略传》（1938），衣修午德的《再见吧,柏林》(1939)，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1940），孙犁的《芦花荡》（1944）等作品更注重从普通人、普通群体的微观叙事中开拓二战文学题材，发掘人性光辉并进行战争反思。
像《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虽然不是取材于现实社会，但却是一部为反法西斯斗争服务的作品。作家借号称“大胆妈妈”的女主人公安娜·菲尔琳把战争当作谋生手段和发财来源的人生悲剧，充分思考战争的本质和危害。那句“战争不过是做买卖／不用乳酪/却用子弹”曾经震撼了无数人的心灵。
更让人感动的还有美国著名“硬汉”作家海明威的流传最广的长篇小说之一——《丧钟为谁而鸣》——罗伯特历经爱情与职责的冲突和生与死的考验，人性不断升华。在炸桥的撤退途中，他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独自留下阻击敌人，最终为西班牙人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鲁迅说，“我以我血荐轩辕”。英雄们的人道主义力量和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感染着世人，听，“芦花荡”中也敲响了法西斯的丧钟（《芦花荡》），一股充塞天地的浩然之气在小说飘逸精巧的叙事中久久回荡，隽永而深沉。
在正义与邪恶、公理与强权、进步与反动、崇高与卑琐、生存与死亡、光明与黑暗殊死搏斗的历史交替时刻，作家纪录的不仅是个体的生命轨迹，更多的则是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在人为的灾难面前所经历的心路历程，他们或是发出“纳粹一旦上台，野蛮和谎言必定笼罩全德国”的忠告，或是强烈地坚信“我们（人民）必胜”，或是以象征手法隐喻战争的荒诞与卑劣，或是以现实精神彰显生命和正义的坚贞不屈……我们应该不会忘记1938年在武汉的一个文艺界的招待会上，英国著名诗人奥登情不自禁地朗诵的那首自己刚刚完成的新作《献给殉国的中国士兵》——“从此他的土地配你们的儿女钟情；从此他不再在狗跟前受侮辱；从此有山，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有了人！”诗歌虽然描写的是一个为反对纳粹的正义事业而英勇捐躯的中国士兵的形象，但他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不仅完成了“一次伟大的战争”，也为自己和自己的民族、国家赢得了人格和尊严，因而具有了普泛的国际主义精神；他就像一尊不朽的雕像，永远指向胜利的前方，标示着整个人类奋然前行的方向。也许，有人会问，事过境迁，面对大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那一声声呼喊和控诉，那一幅幅高贵和自尊，那一种种坚毅和坦然，那一次次无悔和直勇，你又该怎样评价和书写那段文学历史呢？我无权回答，作为今天在安逸环境中操作电脑惬意地完成一段文字的笔匠，我所能做的只是用羞愧和无言来祭奠文学英雄们的英雄文学。在我个人看来，我更愿意将二战的那段世人皆知的文字称之为“写作外的写作”或者“文学外的文学”，因为，的确，在文学者的笔外，乃至身外，不断发生着一段段不愿再被提及的伤心、痛苦和挣扎，以及关于此种经历的种种不朽的反抗、隔绝的斗争、荣誉的捍卫……这些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从“故事”走向了“事件”。
事实上，阅读二战文学，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在完成某种阅读期待——那就是通过作家的文学记忆，透视文学背后的战争、人、生活，乃至历史。或者直截了当地说，人的历史和历史的人。李尔克曾经说过：“没有什么成功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二战文学史也是一部文学和作家的人格史、精神史和心灵史。如果说，作为人类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二战塑造了正义者的坚强和果敢，使他们不殚于前驱，承继着人类代代相传、永世不朽的精神史话，那么，这场战争也以同样的方式淘汰了悲懦者的猥亵和卑劣，使他们成为时代的笑柄和小丑，铭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让我们看看这些名字和他们苟且生活的结局吧，也许这样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维护人类精神的崇高和无疵——美国诗人庞德在意大利以文字和广播支持墨索里尼的纳粹政府，1943年被缺席审判为“叛国罪”；新感觉派小说家穆时英、刘纳鸥因参与汪伪政权新闻工作，先后被刺杀；曾以《憎恨英国》而名噪一时的文学战争贩恩斯特·利骚却被他为之服务的纳粹政府赶出，最终默默无闻地死去；日本文坛战犯为军国主义鼓噪，美化侵略历史遭到正义的追究……诚如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中指出的那样，个人内心的操守和他的外界遭遇是无法分开的，因苟且偷生而背叛必将因背叛而苟且偷生，战争的残酷和无情永远不能成为个人逃脱道德谴责和历史审判的借口，包括作家在内。战争，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熔炼的是真金，剔除的是灰渣。在战争面前，每个人都要经历无数的质询和考验，无论选择面对还是规避，战争无可置疑地规范和引导着人们的行为。不仅如此，它也直接影响和决定了文学行动和文学走向。
曾有学者从文学范型的角度探讨二战文学特征，提出反法西斯历史叙事的“苏联模式”、“欧美模式”、“日德模式”，也包括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模式”。以苏联为例，像西蒙诺夫描写前方战事活动的《日日夜夜》（1942）、瓦西列夫斯卡雅描写敌后斗争的《虹》（1942）、法捷耶夫的表现苏联人民不可战胜的意志和反法西斯战争正义性的《青年近卫军》（1945）以及波列沃依的表现苏维埃人的英雄性格和坚毅力量的《真正的人》（1946）等，无不以高亢、浑雄、悲壮为主旋律，表现苏共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反法西斯事业的正义性质和必胜信念，具有鲜明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欧美表现西方传统人道主义精神的“人性文学”，日德探究自省、反思罪行的“反思文学”确实存在不同的创作取向，这和战争给予这些国家的影响是决然分不开的。
事实上，作为一种阶段性的文学总结，某种二战文学模式的探讨和论争，恰恰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说明，战争给予文学的巨大影响。它不仅影响着作家和文学家的思维模式、创作模式和表达模式，也影响和改造着文学格局，促成其裂变和整合。以二战的最大参与国之一中国为例，早在战争初期，因为日军侵华战争和世界日趋成型的侵略体系的逼迫和威胁，出现了诸如“国统区文学”、“‘孤岛’文学”、“沦陷区文学”等在内的区域文学格局。
战争期间如斯，战后更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逐步形成和确立；而在思想意识领域，当文艺理论家们还在为“后现代主义起始于哪一年”而争论不休时，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学革命已经发生——继现代主义之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悄然登场——战争导致了人类精神象牙塔的毁灭，传统的价值体系朝夕崩溃，面对尚未散尽的硝烟、残破的断垣、废弃的城市、枯漠的土地，人类不禁自问：人类的家园在哪里？人类的心灵牧场在哪里？曾经为之一振的崇高的精神理念又在哪里？于是，一种难以承受之轻的“二战情绪”，伴随着政治立场和道德观念的极度混乱油然而生。
从美国开始的以“跨掉的一代”、“黑色幽默”等文学流派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迅速发生，并波及世界文坛。金斯堡、雷克斯罗斯、费尔林盖蒂、科尔所等人肆无忌弹的描写正预示着在“跨掉的一代”（TheBeatGeneration）中，人类曾有的理性殿堂的“跨掉”；与“垮派”相比，“黑色幽默”（TheBlackHumour）也同样拥有众多作家和相当的创作规模。像品钦、海勒、冯尼哥、巴斯连同他们那些为世人熟知的《第五号屠场》（1969）、《万有引力之虹》（1973）、《顶刮刮的早餐》（1973）等作品一同昭示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风貌。比如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直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扎在皮亚诺扎岛的一支美国空军飞行大队的活动为题材：战争的正邪、胜败统统被抛在脑后，而战争带来的荒谬、绝望、厌恶被有意识地放大，显示出环境和人、战争和人的极度不协调。
如果说，“垮掉的一代”反映的是人们如何丧失精神追求和精神自省，那么，“黑色幽默”则直指这种结果的深层背景和原因。在类似“幽默”的笑声中，你看到的是那种荒诞不经、滑稽可笑与令人窒息的沉重和苦闷掺杂在一起的“含泪的微笑”。除却上述两派，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新小说派”、20世纪中叶的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以及德语国家的“具体诗”等无不和二战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主席佛克马在《走向后现代主义》中曾经指出，“‘后现代’这个术语此时已一般地适用于二次大战以来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了”。以二战作为文学分期的标界，足见战争对文学格局形成的深远影响。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六十年，弹指一挥间，却承载了太多的感慨、怀念和沉思。一位伟人曾经说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是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忘记二战，也不应该忘记那些在战争中以文学为武器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英勇奋战的文学者们，更不应该忘记这段负载战争往事的文学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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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而文学就是折射历史的这面镜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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