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00年全国大专辩论会复赛中的一场比赛，辩论双方分别是中国政法大学（正方）和武汉大学（反方），正方所持的立场是“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利大于弊”，反方所持的立场是“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弊大于利”。比赛结果是反方武汉大学胜出。就辩题本身来看，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程度还比较低，高等教育质量水平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再加上我国近现代史上众多青年出国留学终成国家栋梁的事实，应该说辩题对正方相对比较有利；但是武汉大学的攻辩策略不同寻常，结果反而出奇制胜。总体上说，双方都发挥出了很高的水平，只是武汉大学略胜一筹。

由于课文没有选入辩论过程中二辩、三辩及自由辩论等环节，因此这里主要是根据正反双方一辩和四辩的陈词来加以分析，但也补充一点对略去的辩论内容的评述。

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这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出国留学出现低龄化趋势，许多家长不惜重金让孩子到西方发达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存在向西方移民现象，这的确是值得国人关注的重要的社会问题。一方面看，它反映出改革开放确实使一部分中国人富起来了，他们的心态更为开放了，并且有着国际化视野，他们选择发达国家的优势教育资源，意在为子女赢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表现出一种深谋远虑的智慧和望子成龙的情怀；然而从另一方面看，问题也是存在的，高中毕业生忽然置身陌生的国度，文化差异和亲人远离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他们的自我童性危机，虽然这也可能促进某些青年更好更快地成长，但也不能否认会有一部分青年因为心理“断乳”而受到不利的影响。另外，民族情结与资源（包括资金）流失等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双方的辩论看，正方一辩从高等教育国际化和高中毕业生独立自主能力两个方面来为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进行辩护。首先，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多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利于个人成才并促进国家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其次，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有利于中外文化沟通和交流，他们具有独立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能力和意识，同时大学校园生活相对单纯，从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高中毕业生的自我童性危机。反方一辩则抓住出国留学是否有利于高中毕业生的成人、成才，以及成长为国家民族的栋梁方面谈了三点理由：在成人上，高中毕业生的自我童性危机的解决需要一个相对连续和稳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在成才上，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快速发展，能够基本满足高中毕业生的成才需求；在成为国家民族的栋梁上，高中毕业生的民族文化根基不深，在异国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可能会迷失自己的文化本根，沦为不中不西的文化畸形人，从而不利于国家和民族事业发展。

反方四辩从基本逻辑、论证方式和对问题的回答三个方面对正方进行了归谬和指摘，认为正方存在着三段式逻辑的荒谬、论证方式的粗糙和对具体问题的避而不答三大失误，并再次亮出那个具体问题：1979年国家公派高中毕业生至今回国率仍是零，其中的原因是什么？紧接着，指出这样一个鲜明的事实──我国因此废止了公派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以此作为重要论据。最后强调民族文化本根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而强有力地证明己方的观点：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弊大于利。正方四辩则对反方一辩、二辩、三辩和四辩一一进行了反驳，包括高中毕业生心理不适应问题、外国文化同化问题、人才流失问题和教育资本外流问题，最后再次强调己方的理由，即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之所以利大于弊，是因为它有三个“有利于”：有利于个人成才，有利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

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和组织的高水平辩论大赛，并通过卫星电视进行实况转播。它是具有固定程序、有主持人执行议定的程序和规则、有评判人员评定胜负的带有表演性质的比赛活动。从课文节选的部分可以看出，辩手经过了周密的准备，都是训练有素的，辩论过程中语言陈述内容充实、层次清楚、表达得体。正反双方围绕辩题进行周密思考，辩论过程中有破有立，破立结合。整个辩论表现为一个由一系列的证明、反驳和辩护交织而成的复杂的动态过程。辩论的有关特征如立场鲜明、论辩统一与语言机警等都清晰地表现出来了。

高中生出国留学，必然涉及国际化和民族化、个人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比较而言，正方侧重在统一关系上立论和反驳，反方则偏重在对立关系上立论和反驳。

在论证方法上，正反双方都注意运用多种论证方法，如举例论证、说理论证、类比论证、比喻论证、归谬论证等，表现出了较高的言语技能。就举例论证来说，正方一辩在论述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时，就援引了中外三个著名事例：1980年非洲某国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的开禁，1995年欧盟订立苏格拉底计划，2000年中国教育部举办中国国际高等教育巡回展；正方四辩在回答反方提出的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的心理适应问题与人才流失问题时，列举了12岁的詹天佑、17岁的邓小平和17岁的周鲠生，以及李政道、杨振宁和容闳等人的事例。反方四辩在反驳对方时指出民间教育资本的流失与民族文化本根的遗失，就列举1979年国家公派的那一批高中毕业生回国率是零这一事实。事实胜于雄辩，事实中已经包含着强大的论证力量。又如比喻论证，反方一辩在陈述高中毕业生的自我童性危机时，指出“他们正像杂技场上的空中飞人，已经松开了抓住童年的那双手，正要伸长手臂去紧握成年”，其中的喻意是丰富而深远的。在论述高中毕业生在异域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有可能迷失自己的文化本根时用“黄芪白心的文化畸形人”来形容他们，“黄芪白心”便是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喻指肤色未改而精神蜕变。还有综合运用对比论证、引用论证与比喻论证的，如正方四辩在反驳中指出：“今天一个家庭买洋烟、买洋酒，大家觉得无可厚非，那么我不买烟、不买酒，我买教育，明明是‘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请问为什么是弊大于利呢？”这既给人一种强烈的是非感，一种联想和想象的张力，又附着一种文化色彩，大大增强了语言修辞效果，增强了论辩说服力。正是由于多种手法的运用，辩论的语言因此显得机智幽默，富有情趣，精彩动人。

比较而言，攻辩阶段和自由辩论阶段武汉大学比中国政法大学表现得更为出色，这或许是武汉大学在这次辩论赛中得以胜出的重要原因。如在攻辩阶段中，中国政法大学二辩向对方提出“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去利用国外的高等教育资源是不是国际化的应有之意”这个问题时，武汉大学二辩的回答就很富有技巧，可谓攻其要害：“我们要兼收并治，要吸收国外的文化，首先要有自己的文化本根，要有独立的自我，而高中毕业生缺乏的正是这两点，也许在大学生看来是‘万紫千红总是春’，可是在高中毕业生看来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利用国外的高等教育资源当然是国际化的应有之意，如果正面回答无疑显得平庸，并且落入对方圈套。反方能够迅速发现这一观点背后存在一个问题，也即它的要害：缺少文化本根与独立意识的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能否有效地利用国外高等教育资源？这样，反方就轻而易举地避开了对方的问题，并针对问题中的弱点给予有力的回击，还让对方要就自己指出的问题做出解释，这样就巧妙地掌握了主动权。在自由辩论阶段，武汉大学的反击也颇能击中要害。如武汉大学抓住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与大学生出国留学不能相提并论这一点，反复纠缠，让对方陷于不利地位。其间有一次运用到比喻论证和引用论证，即“其实今天我们谈的，主要谈利弊谁更为主。要不然为什么武松上景阳冈就能打老虎，我上景阳冈就只能喂老虎呢？”显然，如果仅仅谈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容易受制于对方，而从高中毕业生与大学生两相比较的角度来谈，在对比中见优劣，就使己方变得主动多了。

另外，在对观众提问的答辩中，武汉大学的回答显得委婉而有风度，而中国政法大学的回答则显得有点咄咄逼人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