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那些有点个性、有点“另类”的“个别生”？是他们有毛病，还是我们的教育有毛病？专家认为，应该多一把尺子量教育——如何看“另类”学生二人谈 

    差不多每一所学校、每一个班级里，都有老师眼中的“个别生”。言外之意，这是些或不守纪律、不服管理，或思想、作法很“各色”，不合群的特殊学生。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有点个性、有点“另类”的孩子？是他们有毛病，还是我们的教育有毛病？如何完整地理解素质教育？带着这一类问题，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大学附中校长康健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忠心，请他们谈谈自己的看法。

    普通教育“双轨制”掩盖了个性差异 。 从社会角度来看，人群的绝对同质的集合，其实是不存在的。即使录取分数在10分20分之内，情况也很复杂，不过是用分数把差异掩盖了。社会人群也是多样化的，同质是相对的，异质是绝对的。学校搞同质集中，有利于优质校为社会输送拔尖人才。但随着教育民主化，掩盖了许多个性差异。所以人们常把那些与大家表现不一致、与众不同、个性很强的看作另类，把这些人推到一个极端。可能有些潜质优秀的学生也在其中。我们的教育可能伤害了他们，也可能过早地“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甚至日后的社会缺少了几个天才。

    教育本身反对淘汰遴选 。 有的孩子不太善于接受系统教育，考试不及格；但心灵手巧，那就让他当工人不就完了？有的人适合上大学，有的不适合，我们不能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所有人，认为上了大学才是人才，不上大学也可能是人才。比如青年鲁班，不能说比大学生低一等，许多企业家都没有完成大学教育，但事业是很有成就的。有一次，我到江苏南部去，一位县长对我说，我们这里许多孩子上了大学，但没有一个回家乡的。苏南乡镇企业发达，靠的都是没上大学，或被老师看不上、或被学校开除了的学生。有一位当年被开除的学生，现在已是很有作为的乡镇企业家。社会需要各个规格的各种人才，都去上大学，是教育资源的浪费。有机会上大学当然好，没有机会上也能成功。许多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小时上学都不聪明，老师认为他们将来毕业会一事无成。这也反映了教育的弊端，反映在评价学生的标准、尺度上有偏差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成功者，是不是人才，不能只用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一把尺子，要用多把尺子衡量。如果说要有一把尺子衡量的话，那这把“尺子”就是社会实践。这是最权威的衡量标准。

    对某些方面成绩突出的孩子，不一定让他跟班学习，可以采取选课、通过的方法。但他们在生理年龄上与别的孩子一样，同样有着青春期问题，有着如何与他人相处、与异性相处等问题，因此我不赞成单独为他们办一个少年班。除了学科差异，还有其他方面差异，每个学生都有相当深刻的家庭社会渊源，有些有极端行为，如离异家庭子女。父母行为也多种多样，有的父母不合，使孩子郁郁寡欢，老师觉得他上课不专心，其实是因父母打架，无心上课。有一个学生，竞赛总是得奖，但上课心不在焉，以各种理由缺课、旷课很多，但最后上了清华。对这种特殊学生，一方面要让他们适应社会的规则，另一方面我们的制度也要有利于每个人的发展。只要他遵守学校基本制度，应该允许他有自己的学习方式。

    有的孩子成绩不特别优秀，评不上“三好”，但多才多艺，表现出非常强的和谐。高三女孩里就有这样的，是领袖人才。过去只强调培养科学家，忽视各方面人才，我们设想办一个综合班，按照蔡元培“发展个性，涵养人格”的宗旨，不让他们偏科、定向，给他们多种空间，打一个宽厚的基础，有可能培养出未来社会的脊梁。现在的教育时间划一，早上7点多上学，直到晚自习，没有孩子自主的时间和空间。课程太多，课时太满，基本是国家指令性。我认为课程表可以自主规划加选修，小学可考虑半天课半天选修和课外活动，中学上五六节课，其他时间是社团、自由活动、社会实践。要尊重个性差异，如有的学生希望高一通过外语，就可以高一过。老师是服务型教育，采取合作式、讨论式、实践式。但是现在国家课程安排已经超负荷，没有任何创新余地，要实现教育创新，制度的制约是个瓶颈，教育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最重要

    比如我们这样的学校，如果给点自主权，本来可以做点探索。现在课程的门类、数量窒息着教育空间，要创新就得减少课程门类，减少课程内容和时间，增加校本课程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