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楼上》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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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上传者： 日期：09-11-18 |
【吕纬甫的形象】
吕纬甫是鲁迅先生的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这是一个曾有过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热情，现在却变得意志消沉的“文人”。
【吕纬甫形象深刻的认识意义】
（1） 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落潮的时代烙印；
（2） 反映了五四运动落潮时期一般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3） 反映了实际生活中一般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
（4） 客观上提出了“知识分子问题”。
【 鲁迅塑造吕纬甫形象的方法】
（1） 让人物自述；
（2） 叙述和描写相互配合；
（3） 以景物烘托气氛和主题；
（4） 注重刻画人物灵魂。
【艺术特色】
（1） 独特的题材：知识分子
（2）独特的视角：关注“病态社会”里的人的精神 “病苦”。吕纬甫——在颓唐消沉中无辜消磨生命。
（3）独特的小说结构模式：归乡——表现了无家可归、无可附着的漂泊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躁动与安宁”、“创新与守旧”两极间摇摆的生存困境。在这背后，隐藏着鲁迅内心的绝望与荒凉。
（4）“格式的特别”——创造新形式的先锋
鲁迅自觉借鉴西方小说的形式，通过自己的转化、发挥，以及个人的独立创造，建立起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
“五四”时期，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甚多，其中尤以描写他们因婚恋不能自主的痛苦者为众，也有不少是反映他们失学、失业以及在社会上处处碰壁和苦闷的；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主要却是着眼于他们和封建制度的关系来展示社会生活的,并包蕴着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的深邃思考,在以初具民主主义思想意识的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的那些篇章中,这个特点尤为鲜明、突出。读《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等作品，我们都能强烈的感受到鲁迅是多么热情地肯定了知识分子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勇敢精神，而对于他们的妥协、消沉、落荒则深为惋惜、感叹，并作出了严肃的针砭。
《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当初曾以战士的英姿现身，但在屡遭挫折后却变得一蹶不振了。小说对吕纬甫的命运遭际，一方面寄予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批评了他以“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态度对待现实的消极情绪。鲁迅是将他的这种人生态度作为彻底反封建的对立物来加以针砭的。在这种针砭中，正寄托着鲁迅对于知识分子作为一种革命力量的殷切期待。1925年，也就是《在酒楼上》发表后的第二年，鲁迅在一封信中对友人说：虽然辛亥之后已多年，但民众还在关心着“皇帝何在，太妃安否”，在这种情况下，要谈改革“只好从知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华盖集?通讯》）。显然，他是把知识分子视为革命的重要力量。从《在酒楼上》的艺术描写中，我们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要求出发的对于知识分子的热望。在鲁迅看来，吕纬甫在新旧之争中，不再坚持鲜明的反封建立场，人生态度变得颓唐，那实在太令人失望，也实在太不足为训了。
《在酒楼上》的主人公自然是吕纬甫，。他在小说中，是被作为一个悲剧人物来描写的。吕纬甫的悲剧，是一个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无路可走的境遇中销蚀了自己的灵魂的悲剧。这自然是令人痛心的。
吕纬甫曾经是一个很激进的青年，他在求学时和同学们同到城隍庙去拔过神像的胡子，还因为激烈地争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然而。中国是一个“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坟? 娜拉走后怎样》）的国度，封建势力异常顽固、异常强大，吕纬甫由于“心死”而背弃了高尚的人生境界，便得苟且偷安，混混噩噩，甚至为了糊口而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去教给孩子们充满了封建毒素的《女儿经》之类的东西。这无疑是非常可悲的事。他由一个激进者而退化为一个落荒者了，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当年在与同学争论改革中国方法时，他若不是对自己的主张十分自信，是不至于与同学打起来的，而这“打起来”，正表明了他的激情升腾到了何等狂热的程度，及至悲叹“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他也就自然分外失望。过分的失意使他堕入颓唐。
象吕纬甫这样由狂热而失望，由激进而消沉、落荒，在当时的青年中并不罕见，鲁迅坦然诚认，他自己也曾一度颓唐，因而这种情况引起了他的深思。在《两地书?二九》中他对此作了精当的剖析：“中国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因此，就难以耐久（因为开首太猛，易将力气用完），也容易碰钉子，吃亏而发脾气，此不佞所再三申说者也。”他因而主张改革者“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在吕纬甫的悲剧中正蕴含着他对忽而狂热、忽而消沉的青年们的针砭。
吕纬甫虽然浑浑噩噩地度日而无力自拔，但他在思想上却是十分清醒的，并且怀着难耐的隐痛，充满着自责。他说：“……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到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他甚至颇为尖刻地讽刺自己：“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下，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他说的很坦诚，很符合实际，却也很痛心。他显然是不满于这样的人生的，但他的人生却确实是一种蜂子或苍蝇飞旋似的悲剧，然而他又不得不像蜂子或苍蝇似的盘旋回来。正是由于他的头脑很清醒，对于自己这种可悲的人生有着深切的认识，这就更加深了他心灵的痛楚。小说在对吕纬甫的悲剧人生的严峻批判中，晓示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可重蹈他的覆辙。
可以说，吕纬甫的人生悲剧是当时相当一部分新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的真实写照。鲁迅在《非革命的革命急进论者》（见《二心集》）中曾指出过，在革命的进程中发生分化是很自然的事，难免“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在酒楼上》所描写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吕纬甫便是在辛亥革命的风浪过后的一个落荒者。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反顾了吕纬甫由满腔革命热情到意志消沉的历史过程，以内涵丰富的艺术形象生动地展示出，许多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之后并没有寻找到正确的道路，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个人奋斗无济于事，而正确的道路还需要继续探寻。《彷徨》扉页上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题辞，这篇小说的题旨正与这样的题辞相互应。
这篇小说的艺术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动人地展示了主人公吕纬甫的感情世界。它的主要内容与情节是在“我”与吕纬甫的对话中展开的。这样的艺术构思，便于表现人物之间的感情交流；又由于叙事中夹带者抒情意味浓重的议论，感情也就袒露得更为分明。
“我”同吕纬甫在酒楼上不期而遇。旧友相聚，不免反顾往事，互通长短。吕纬甫还向“我”细细地讲述了两件小事：他说，这次他来S城的目的，一件是奉母命为三岁时夭亡的小兄弟迁葬，另一件是，母亲要他给旧时的邻家姑娘阿顺送两朵剪绒花去。两件事他都办得不如意。小兄弟的墓找到了，但谁知掘开墓来一看，墓穴里连尸骨的影子也没有，连最难腐烂的头发也不见踪影了，但他还是迁了点原处的土去埋在父亲的坟地上。母亲叫吕纬甫给阿顺姑娘送剪绒花去的原因是，阿顺小时候曾因为羡慕别的孩子头上戴着剪绒花，“自己也想有一朵，弄不到，哭了。哭了小半夜；就挨了他父亲的一顿打，后来眼眶还红肿了两三天的缘故。然而这次吕纬甫带着从外省特意买来的剪绒花来找她时，她却早已不在人间，吕纬甫便把剪绒花送给了阿顺的妹妹阿昭（虽然他“实在不愿意送她”）为的是回家后好对母亲说“阿顺见了喜欢的了不得。”这两件事都是很无聊的，“等于什么也没有做”，但他却都做得很尽兴。
那么，吕纬甫为什么要尽心于这种“等于什么也没有做”的事呢？作者又为什么对吕纬甫在做这两件小事时心态加以描写呢？不错，吕纬甫已在政治上变得颓唐了，但从他做这两件小事的情况来看，他毕竟还是一个具有善良之心、且为人诚恳实在的人。在迁葬的过程中，辛辛苦苦地在雪地里忙碌了大半天，如果仅仅是为了骗骗母亲，他是无须这般一丝不苟的，看来还是出于兄弟之情、母子之情，不这样尽职地完成“迁葬”，他会过意不去，会留下感情的负累。送剪绒花的事亦复如此：一是为母亲，这是母亲的一个心愿；二是为阿顺，如他自己所言：“为阿顺，我实在还有些愿意出力的意思的”因为往昔邻里之间亲亲热热的温馨的记忆，吕纬甫是不能忘怀的，而且他希望这次送去剪绒花对阿顺少年时代爱美之心受到打击能有所补偿。吕纬甫的心地善良、真诚待人的品质，在处理这两件小事的过程中，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却在大事上变得浑浑噩噩了，他对于改革社会已失去了信心，也不再追求了，他对于教《女儿经》这样的事也采取“无乎不可”的态度了。在讲完剪绒花的事之后，吕纬甫说：“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糊糊。模模糊糊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去’去。“我”批评他之后，他诉说了自己的不得已：“……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然而同时也就满脸通红，“眼光却又消沉下去了。”他感到悲哀，感到惭愧，心中有着一种无可排遣的苦楚。正因为他是一个品质很好的青年，他的由激进变为消极，颓唐，放弃了改革社会的高尚目标落荒而去才更令人感到惋惜。
《在酒楼上》有较多的景物描写。“我”来到“一石居”时，正值严寒季节，然而从窗口看废园，那里“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血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这不正是“我”高洁的情怀和坚贞不屈的意志的象征性写照吗！在吕纬甫叙述自己故事的间隙，小说中又穿插了一段生动的废园景色描绘：“窗外沙沙的一阵声响，许多积雪从被他压弯了的一枝茶树上滑下去了，树枝笔挺的伸直，更显出乌油油的肥叶和血红的花来。”在这里，正隐隐地透出了“我”的一种希冀，“我”是多么希望老友重新像这株红山茶那样挺立起来啊！这些生动的景物描写，并非仅仅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而存在，这是一些融情入景的画面，含蓄地展示着“我”的感情世界，有助于深化小说的题旨。
鲁迅探索将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的叙述者“我”与吕纬甫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全篇小说具有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
“老梅”一段描写的精妙之处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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