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自嘲》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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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鲁迅 上传者：admin 日期：09-05-15 |
自嘲 （1932年）
运交华盖欲何求①？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②。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③。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鲁迅日记》1932年10月12日：“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略）。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添成一律以请之。”按，10月5日郁达夫在聚丰园宴请兄郁华，请鲁迅作陪。诗中“破”作“旧”，“漏”作“破”。后来鲁迅为日本杉本勇乘题此诗于扇面，“对”作“看”。
①鲁迅《华盖集·题记》：“这运（指华盖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
②《吴子·治兵》：“如坐漏船之中。”《晋书·华卓传》，华卓说：“得酒满数百斛船，……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③《左传》哀公六年：“鲍子曰：‘汝忘君（齐景公）之为儒子牛而折其齿乎？’”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引钱季重作的柱帖：“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儒牛。”
这首诗，特别是其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可谓家喻户晓。但多年以来论者无一例外肯定、赞赏“横眉冷对”一联，不但撇开诗题“自嘲”不顾，将自嘲释为自誉，更进一步认为鲁迅对此也持首肯、赞赏态度，其实鲁迅何尝如此。
此诗作于1932年10月，这时，左联已成立两年，左联柔石等五烈士已牺牲一年多，而距离鲁迅逝世只有四年，鲁迅已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众所周知，鲁迅一直是“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不仅用它来抨击、揭露形形色色的反动派及假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用它来解剖自己。“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坟·写在坟的后面》）《自嘲》正是一篇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自己过去人生观、战斗姿态的自我解剖。
作诗的时候鲁迅的处境怎样呢？他说：
上海曾大热，近已稍凉，而文禁如毛，缇骑遍地，则今昔不异，久而见惯，故旅舍或人家被捕去一少年，已不如捕去一鸡之耸人耳目矣。我亦颇麻木，绝无作品，真所谓食菽而已。（鲁迅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
前面所说的正是“华盖”的具体内容；最后一句“我亦颇麻木……” 说的是迫害已到了难以动弹的地步，正是“未敢翻身已碰头”的注脚，是全部自嘲的出发点。
“破帽”一联是对自己过去处世态度的第一重回顾。上句原为“旧帽”，言不改故装；下句原为“破船”，言不识艰险。这是自嘲的第一方面：客观形势是“未敢翻身已碰头”，主观上却依然故我，不识艰险，不作相应策略之改变。
“横眉”句谈自己对敌斗争的态度，“俯首”句谈自己对亲人的态度。从诗的结构承继关系说，是对自己处世态度进一层具体剖析。为人处世最要紧的当然是对敌与亲的憎和爱。这一联是自剖－自嘲的第二方面。鲁迅在二重“围剿”中成为空前的民族英雄，对敌人是最坚决、最勇敢的战士，但他非常讲究策略，最善随机应变，他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斗争艺术家，无产阶级文化营垒的主帅。1932年前后他曾多次批评不讲策略的蛮干：时危人贱，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忆前此来函，颇多感愤之言，而鄙意颇以为不必，……因一时之刺激，释武器而奋空拳，于人于己，两无益也。（1932年3 月20日《致李秉中》）
郑君（振铎）锋芒太露而昧于中国社会情形，蹉跌自所难免。（1932年6月5日《致台静农》）
乔峰事蒙如此郑重保证，不胜感荷。其实此君虽颇经艰辛，而仍不更事，例如与同事谈，时作愤慨之语，而听者遂掩其本身不平之语，但掇彼语以上闻，借作取媚之资矣。顷已施以忠告，冀其一心于馁，三缄厥口，此后庶免于咎戾也。（1932年8月1日《致许寿裳》）
这些信中所批评的“释武器而奋空拳”、“锋芒太露”、“时作愤慨之语”正是与“横眉冷对”一样不策略的“于人于己，两无益也”的表现。由此可见鲁迅不是提倡“横眉冷对”，而是批评“横眉冷对”。
在1932年7月8日致黎烈文的信中，鲁迅更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斗争策略和采取这策略的现实依据：
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但倘遇此辈，第一切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对之一笑，徐徐扑之。
从这里可以见出，鲁迅提倡的不是“横眉冷对”，而是“横眉巧对”。
同时，鲁迅对“俯首甘为孺子牛”也持有发展的认识。
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1931年4月《致李秉中》）
从“只得”与“无可奈何”可以看出鲁迅是不甘作“孺子牛”的，或者说是不赞赏“甘为孺子牛”的。他因忧国忧民，不愿有子，而又极富人伦之情。肖红说鲁迅曾承认自己对待下一代的感情是“母性”之情。（《新文学史料》1981年3期69页）他一方面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不丈夫”甚至取笔名、刻印章为“孺牛”、“孺子牛”，对膝下眼前的下一代倾注了远超于父爱之情；一方面理性上又觉得“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表达了“不甘”如此之意，视为可笑之举，列为自嘲的内容。
这里的“孺子”主要是亲属子女，推而广之，也指年青一代，鲁迅同样也由持“俯首”的姿态转为否定“俯首”的分析态度：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想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
（《三闲集·序言》）
“躲进小楼”两句是全诗总结。在检讨、回顾、剖析了自己过去的人生观、战斗姿态后表示对目前情况的自剖、自嘲。鲁迅一方面是终身在与敌人作韧性的战斗，晚年显示出更为坚定，更为清醒的特点；另一方面，在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实的上海，“文禁如毛，缇骑遍地”，二重“围剿”，四伏危机；进不能行寸步，席地避难长达数月；退而从北京的老虎尾巴逼退到上海且介亭。革命者何时有扬眉吐气之时，如此人生，如此中国，可悲而又可笑！这是自嘲的最后一点。比前不同的是带有被逼退的文化战士的悲哀，失去战场、远离硝烟的寂寞。
同时，他深居孤岛，独战小楼，常常深感“吟罢低眉无写处”，并没有尽自己所能，说尽自己所想说的话，做尽自己想做的事。
我为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1932年2月4日《致李秉中》）
我亦颇麻木，绝无作品。（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
左联战士柔石等走向政治斗争，“只要学起来”的铿锵哲言时刻在冲击着他，而他内心更有积蓄已久的因献身民族解放不得不放弃个人志趣的苦闷，“这显然由于他的艺术的天才在要求发展而又未能尽量发展的缘故。”（冯雪峰《回忆鲁迅》）“躲进小楼”中有一种 “千古文章未尽才”自觉的伤痛。
当然，这些自嘲中的矛盾、悲哀和伤痛绝不说明鲁迅畏怯或偷懒， 也不说明鲁迅后期作品稀少或不伟大，这些却也包含一位伟大人物严于审视自己的自谦、自叹，绝非自誉则可以确信。
品读鲁迅的《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②，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③。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④。躲进小楼成一统⑤，管他冬夏与春秋⑥。
注释：
① 《鲁迅日记》1932年10月12日：“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按，十月五日郁达夫在聚丰园宴请其兄郁华，请鲁迅作陪。闲人，(《三闲集·序言》里说：“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所以把杂文集名为《三闲集》，又自称“闲人”。打油是自己谦称是打油诗。偷得半联，有三种说法：一、郭沫若同志认为即借用钱季重的“饭饱甘为孺子牛”，不是半联而是半句，见注④。二、借用南社诗人完姚鹓雏(锡钩)的诗句 “旧帽遮颜过闹市。”三、熊融同志提供，那天鲁迅赴宴，郁达夫开玩笑道：“你这些天来辛苦了吧?”鲁迅用上一天想到的“横眉”一联回答他。达夫打趣道： “看来你的‘华盖运’还是没有脱?”鲁迅说：“嗳，给你这样一说，我又得了半联，可以凑成一首小诗了。”所谓偷得半联就指第一句(《＜偷得半联＞别解》，《人民日报》1962年2月22日)。按，一说是借半句而非半联；二说，检《南社诗集》没有找到这句诗；三说较合。日记所载诗中“破”作“旧”，“漏”作 “破”。后来鲁迅为日本杉本勇乘写扇面时也曾与这首诗，诗中‘对”作“看”。
② 华盖：鲁迅《华盖集·题记》：“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华盖，象花那样盖在头上的云气。《古今注》：“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这是指黄帝仿云气作的车盖。
③ 漏船句：《吴子·治兵》；“如坐漏船之中。”《晋书·毕卓传》中毕卓说：“得酒满数百斛船，……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④ 孺子牛：郭沫若同志在《孺子牛的质变》里，提到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引钱季重作的柱帖：“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指出“但这一典故，一落到鲁迅的手里，却完全变了质。在这里，真正是腐朽出神奇了。”(1962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左传·哀公六年》：“鲍子曰：‘汝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齐景公爱他的孩子，自己装作牛，口里衔着绳子，让孩子骑着。孩子跌倒，扯掉了他的牙齿。
⑤ 成一统：这是说，我躲进小楼，有个一统的小天下。
⑥ 管他冬夏与春秋：即不管外面的气候有怎样变化。鲁迅在白色恐怖下经常遭受压迫，所以比做交华盖运，比做“未敢翻身已碰头”。为了避免反动派的追踪迫害，在过闹市时，用破帽遮住了容颜。就是这样，处境还是非常危险，象漏水的船载着酒在水流中浮着，一不小心就会沉没。处在这样危险的环境里，鲁迅采取的却是决不妥协的坚强的战斗态度。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 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毛主席对这种精神给予极高的评价。鲁迅处在反动派的迫害下，经常在躲避，所以 “躲进小楼”是写实，但又不限于写实。当时反动派丢掉东北大片土地，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国民政府躲避敌人威胁．迁都洛阳，一直到这年12月才迁回南京。作者写这诗时还没迁回，所以讽刺它只知躲避，不管祖国已经陷在怎样危亡的境地里。
这首诗，“横眉”两句成为传诵的名言，“横眉”、“俯首”形象地写出了革命战士对待敌人和对待人民两种绝然不同的态度。这两句不仅意义深长而且形象鲜明。郭沫若同志在《鲁迅诗稿序》里赞美这一联道：“虽寥寥十四字，对方生与垂死之力量，爱憎分明；将团结与斗争之精神，表现具足。此真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千夫指”的出处，本于《汉书·王嘉传》：“里谚曰：‘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这里的“千人”即“千夫”，是指群众。但鲁迅在1931年2月4日《致李秉中》里说：“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而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鲁迅在这里给予新义，这个“千夫”不指群众，指敌人，指各式各样的敌人。这同《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里的“无奈终输萧艾密”一样，“萧艾密”指敌人的众多，跟“千夫”的指敌人的多一致。因此，冷对“千夫指”，不是冷对群众所指责的独夫，是冷对众多敌人的指点，毛主席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是极正确的。
关于《自嘲》，在解释上还有一些分歧，可以讨论一下。
对题目《自嘲》的解释：一是说：“至于鲁迅所题‘自嘲’二字，只不过是一种曲笔，实际上，鲁迅先生是无需乎自嘲的。”既然无需自嘲，那末为什么要“自嘲”?说曲笔是不是说没有“自嘲”的意味?问题还不清楚。二是说：“本诗名为自嘲，实则是对敌人的讽嘲。”那末是嘲敌而不是自嘲。要是真的没有自嘲，那何必题《自嘲》呢?三、“自嘲就是自我戏嘲。鲁迅戏嘲自己的什么呢?戏嘲自己的遭遇，戏嘲自己的境况，也即戏嘲敌人对自己的种种迫害。”“它是自嘲，每句诗戏嘲的对象，始终都是自己。”戏嘲自己就是戏嘲敌人吗?每句诗都是戏嘲自己，难道“横眉冷对千夫指”两句，也是戏嘲自己吗?
那末“自嘲”应该怎样解释呢?“自嘲”这样的题目是有它的来源的。《文选》里有一类叫“设论”，收了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这三篇题目里就有嘲和戏，第一篇《答客难》就是解嘲。这三篇都是解释客人的嘲笑自己，不是“自嘲”，同“自嘲”不同。但《汉书·东方朔传》里说：“因著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是东方朔假设一位客人来嘲自己，并不是真有客人在嘲戏自己，还是自己在嘲戏自己，再由自己来解答。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直到韩愈的《进学解》都一样，都是自己假设一个人来嘲自己，实际上是自己嘲自己，再由自己来解答。所以《文选》上称东方朔等三篇为“设论”，说明这位嘲自己的客人是作者假设的，即作者的自嘲。这类文章都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嘲己，一部分是解答，实际上是自嘲自解，不过形式上作客嘲自解而己。
鲁迅的《自嘲》就是从这种“解嘲”的文章中变化来的，去掉它的形式上的客嘲自解，采取它实际上的自嘲自解，而称为“自嘲”。过去的“解嘲”，实际上分自嘲自解两部分，鲁迅的“自嘲”也分自嘲自解两部分。过去的“解嘲”，先假设客人向自己提出问题嘲戏自己，鲁迅的《自嘲》也先提出问题来嘲戏自己，如“运交华盖欲何求”，实际是提问句，交了华盖运还要求得什么呢?过去“解嘲”的文章都有嘲戏自己的话，象东方朔说的“唇腐齿落”，扬雄说的“官之拓落”，班固说的 “纡体衡门”，韩愈说的“跋前疐后，动辄得咎”，“头童齿豁，竟死何裨”。鲁迅也有类似的“自嘲”，如“未敢翻身已碰头”，跟“纡体衡门”的怕碰头，和 “跋前疐后，动辄得咎”相近；“破帽遮颜”写自己的形容，同“唇腐齿落”、“头童齿豁”写自己形容的也属一类。这是写自嘲的部分。
过去的“解嘲”写到“解嘲”这部分往往自占身分，如东方朔说的“计同范蠡，忠合子胥”，扬雄说的“今子乃以鸱枭而笑凤凰”，自比风凰，班固说的“和氏之璧”，“旷千载而流光也”。鲁迅也有解嘲的话，即“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它的深刻的意义，已经由毛主席阐发无余，自然远远超越前人。因此《自嘲》有自嘲的部分，并不象上面引的解释认为“自嘲”是曲笔，是“对敌人的讽嘲”。说自己交华盖运，未敢翻身，破帽遮颜，怎么是“曲笔”，怎么是嘲讽敌人呢?难道说交华盖运就不是交华盖运吗?说交华盖运又怎么嘲讽敌人呢?《自嘲》又有自解部分，也不是每句都是自嘲。
当然，鲁迅的《自嘲》同前人的“解嘲”，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很大不同。前人是客嘲自解，鲁迅只称“自嘲”，这是命题的不同。前人借客嘲以鸣不平，借自解以占身分，主要是自我解嘲，对自己的不平不敢触及封建统治者，还有美化封建统治者的作用。鲁迅的《自嘲》，是革命的诗篇，是敢于刺向国民党反动派，是表明了他对敌人的藐视，表明了为革命事业战斗到底的决心。那末用前人的“解嘲”来比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正说明鲁迅在创作上的发展，正象鲁迅的《我的失恋》有所继承而又有发展那样。指出这点，有利于我们对《自嘲》这个题目的理解，使它更符合于诗的实际。
其次是最后一联“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解释。一说“最后两句是讽刺当时那些只顾自己舒适自在，不过问政治的人”。二说是讽刺国民党反动派在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迁都洛阳，直到12月才迁回南京，作者写这诗时还没有迁回。三说“‘躲进小楼’再一次表达了鲁迅一贯主张的‘壕堑战’的思想。‘小楼’是掩体的工事，是前线的战壕。躲进小楼，乘机出击，是为了更好地保存自己，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四说“‘成一统’意思是自成一统，与蒋家王朝针锋相对。‘小楼’虽小，但作为对敌斗争的一个前哨阵地，是与无产阶级整个革命斗争联在一起的。”
再看前人写的“解嘲”，在后一部分是怎么说的。东方朔说的是“时虽不用，块然无徒，廓然独居”；扬雄说的是“惟寂惟寞，守德之宅”；班固说的是“慎修所志，守尔天符”。都是讲自己安于寂寞，有以自守，不是讽刺别人的。一说讽刺不过问政治的人，是不恰当的。要讽刺的主要是敌人，对不过问政治的人是教育问题，不是讽刺他们。鲁迅讲的“躲进小楼”同前人的“廓然独居”，安于寂寞，在形式上也有相近处，当然两者的精神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退守，后者是战斗。
“躲进小楼”怎么战斗呢?是不是以小楼为壕堑作壕堑战呢?我们只知道当敌人攻进城市作街道战时，才躲在小楼里，以小楼为掩蔽袭击敌人。鲁迅反文化“围剿” 而战，怎么以小楼作壕堑呢?反文化“围剿”而战，一定要利用报刊作为战斗阵地，向敌人进攻，离开了报刊这个战斗阵地，即使躲进小楼，又怎么去攻击敌人呢? 鲁迅的壕堑战，是他写战斗的杂文时用各种笔名．来迷惑敌人，是他写战斗的杂文时用各种巧妙的艺术手法来蒙蔽敌人的眼睛，是这样来掩蔽自已，进攻敌人，而不是“躲进小楼”来保存自己，打击敌人。三说恐怕不符合实际。四说认为“躲进小楼”是坚守阵地，“成一统”是与无产阶级整个革命斗争联在一起。但原句是说 “躲进小楼”成为一统，即躲在小楼里成为一统天下，并不是以小楼为据点，再同革命根据地联系起来，才成为一统天下的。正因躲进小楼成为一统天下，才和“管他冬夏与春秋”相应，外界的政治气候不论怎样，管他呢！即不管的意思。倘以小楼为据点与无产阶级整个革命斗争联在一起，那就得密切注意外界的政治气候，怎么可以不管呢?所以四说不免求之过深。
那末这两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鲁迅处在反动派的迫害下，经常在躲避，所以躲进小楼成为我的一统天下，管他外界的政治气候有什么变化，这是“自嘲”，但又不限于自嘲，也是讽刺国民党反动派只知躲避，不管祖国已经陷在怎样危亡的境地。这两句，既是“自嘲”，又是借“自嘲”来猛烈攻击敌人，刺中敌人要害的一击，这才显出“自嘲”是革命的战斗。这两句跟“横眉冷对”一联作了有力的配合。
鲁迅《自题小像》
作于1903年。鲁迅最早将本诗写赠给许寿裳。许寿裳在《怀旧》中说：“一九〇三年他二十三岁，在东京有一首《自题小像》赠我。”
灵台无计逃神矢。灵台，也叫灵府，指心。《庄子·庚桑楚》：“不可内于灵台。”郭象注：“灵台者，心也。”鲁迅在几年后写的《摩罗诗力说》中有“热力无量，涌吾灵台”之句；文中还多次以灵府指心。神矢，罗马神话爱神之箭。许寿裳在《〈鲁迅旧体诗集〉跋》中谈到《自题小像》时说：“首句之神矢，盖借用罗马神话爱神之故事，即异域典故。”在罗马神话中，有一个长着翅膀的少年，就是爱神丘比特。他的箭同时暗暗射中某男某女的心，这男女双方就会结合。但他的射箭有点乱来，有时双方并不合适，他也射去，弄得人家虽不合适也非相爱不可。鲁迅在五四时期写有一首白话诗《爱之神》，就写到这位“爱神”在射箭之后，被“一箭射着前胸”的人问他：“我应该爱谁？”他回答说：“你要是爱谁，就没命的去爱他；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这就是说，他颇有点“为射箭而射箭”，至于他胡乱射中的男女是否合适、是否美满，他是不管的了。这很有点像中国神话中的“月下老人”。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下，人们在提到他的时候，与其说是在爱情美满的当儿，倒不如说常常是在婚姻不满的时刻，亦即是在无可奈何非相爱不可的情况下。鲁迅写《爱之神》，就是用来揭露封建婚姻的不合理的。本诗首句“灵台无计逃神矢”不正是“被一箭射中前胸”的意思吗？1903年夏，鲁迅归国度暑假，母亲要他答应早在他南京求学时就已提过的与朱家的婚事。鲁迅不愿拂逆年轻守寡、生活艰苦的母亲的心意，在无可奈何中答应了。估计是在鲁迅假满回日本后，母亲就办订婚手续。在封建社会，订婚几乎和结婚同样重要，事情定了就不能改了。所以1903年暑假是鲁迅不幸婚姻的关键时刻，1906年不过是去“完婚”罢了。鲁迅对这婚事内心是很不满意的，因而才有“灵台无计逃神矢”的诗句。
风雨如磐暗故园。故园，是指故国，故乡。暗，晦暗。本句是说：祖国、故乡，在风雨飘摇的浓重的黑暗之中。在自然环境中，狂风暴雨，昏天黑地，人们有时也会用“风雨如磐”来形容。磐，扁圆的大石，喻风雨迫人的一种重压。鲁迅1910年12月21日致许寿裳信中说：“故乡已雨雪，近稍就温，而风雨如磐，未肯霁也。”这种自然景象，历来诗文中常用来比喻、联想政治的压抑、压迫。如唐末贯休的《侠客》中有“黄昏风雨黑如磐”的诗句；清人龚自珍的《哭洞庭叶青原》中有“黑云雁背如磐堕”的说法。鲁迅1908年写的《破恶声论》中，也有“黑云如磐”的词语，来形容当时统治的黑暗和压迫的深重。这“风雨”当然是指政治风雨。侵略者的掠夺和封建腐朽的统治，使人民深受重压，使祖国沦于黑暗之中。诗句表达了诗人为此而产生的沉痛心情。黑暗统治即黑暗的物质统治和精神统治，导致人民的贫穷、落后和愚昧。封建婚姻是黑暗的物质统治和精神统治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笼罩人民生活的一个阴影。
寄意寒星荃不察。在漫漫黑夜中，天空的寒星是唯一闪光者，它使追求光明的人寄予希望。“寄意寒星”，在本诗诗人大概也就是这意思。《楚辞·九辩》：“愿寄言夫流星兮，羌倏忽而难当；卒壅蔽此浮云兮，下暗漠而无光。”王逸《楚辞章句》以为“流星”句是“欲托忠策忠于贤良也”，那“流星”是指“君”。王夫之《楚辞通释》则认为：“流星”是指“小人”；“其奸谗闪烁”，不过“如流星之炫耀”。鲁迅在本诗中的“寒星”，既不会指“君”，也不会指“小人”，他只是采用《九辩》的句法罢了。那么，鲁迅诗中的“寒星”是指谁呢？我以为是指国民，即民众。“荃不察”，语出《离骚》：“荃不察余之衷情兮，反信谗而齌怒。”王逸认为：“荃，香草，以喻君也。”朱熹也认为：“此又借以寓意于君也。”但在《楚辞》中，荃并不只用来指君。同在《离骚》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兰、芷、荃、蕙本来都是香草，可有的变为不芳，有的变为恶草。茅，恶草也。这是指贤臣中，有的人变坏了。可见，“荃”在楚辞中，可用来指君，也可用来指臣。鲁迅在本诗中，“荃”是指国民、民众。“寒星”和“荃”都是指国民、民众。“寄意寒心荃不察”的寓意是：将希望寄托于民众，但民众还没有觉醒，他们对我的希望还不能理解。有些研究者说：鲁迅在这里是用“荃”指母亲，“荃”不察，他只好寄意天空中的寒星了。我认为，这种说法和我的理解没有太大的矛盾。母亲不能理解鲁迅婚姻自由、自主的愿望，因为她也是落后、愚昧、尚未觉醒的民众中的一员。不必把母亲与民众对立和分离开来。
鲁迅
鲁迅，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
鲁迅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１９０２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等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１９０９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１９１８年５月，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 旗手。
１９１８—１９２６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其中，１９２１年１２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Ｑ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
１９２６年８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所通辑，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１９２７年１月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事变以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影响，彻底放弃了进化论幻想。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到达上海。１９３０年起，鲁迅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运动。１９３６年初“左联”解散后，积极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１９２７—１９３６，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这些作品收录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 文学史纲要》、《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病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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